原標題：鹽亭籍革命烈士、四川軍運領導人之一侯伯英——
一心向黨為革命 碧血遺愿照后人
侯伯英烈士和家人（翻拍自黨史資料）
“共產黨人是斬不盡殺不絕的!共產主義必勝!中國革命必勝!”這是1934年12月侯伯英被捕后，面對敵人勸降，把陰森的審訊室變成宣傳革命的陣地，自豪而又激昂的宣言。
走進鹽亭縣大興鄉青峰村的侯伯英烈士紀念館，侯伯英為革命不畏犧牲的英雄壯舉再次浮現在眼前。
追尋真理 立志改變黑暗世道
1907年1月，侯伯英出生于四川省鹽亭縣。1922年春考入當地高等小學堂。1925年高小畢業后，就讀于三臺潼屬聯立中學。當時，四川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勒派戰費，拉夫拉丁，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和痛苦，侯伯英家也深受其擾。侯伯英憤慨地說：“這主要是世道不好，我長大了一定改變它!”1927年，革命風暴席卷全國，侯伯英抱著挽救祖國、振興中華的愿望考入國民革命軍第29軍軍長田頌堯辦的政治講習所青年知識分子宣傳班。他學習努力，有較強的組織能力和演講才能，學習結業后，就分配到29軍軍部宣傳處作宣傳員。他遵循孫中山先生“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的諄諄教誨，在實踐中領悟出“要喚起民眾，必須面向社會、群眾、工農兵和現實，有針對性地、深入淺出地宣傳，喚起民眾覺醒”。所以，侯伯英等人除寫文章辦墻報外，還到街頭、茶館、酒店演出歌劇、話劇，很受群眾歡迎。
“他還潛心學習研究理論、研究歷史，讀了不少經濟、政治方面的書籍。”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余正道介紹，當時，一本名叫《對華的門戶開放主義》的小冊子，記述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清王朝腐敗無能，中國日益淪為半殖民地社會的歷史，對侯伯英認識社會、了解社會以至后期的成長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年，天旱禾苗枯萎，農民收成無望，生活無著，紛紛到縣府請求賑濟，縣府卻視若無睹，置之不理。但29軍軍部政治部主任蔣特生生日，各機關單位官員大送其禮，大擺宴席，賓客滿堂，演戲三天三夜，揮金如土。侯伯英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忿忿不平地指責這是“為富不仁，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刮民黨”。此后，他終日沉思、探索，尋求改造社會的途徑。
宣傳革命 同反動勢力作斗爭
1928年，成都“二一六”慘案發生后，成都師大的共產黨員余楨、楊鶴鳴進入第29軍，余楨任連長。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接觸，余楨對侯伯英的思想和活動逐步了解熟悉，有意識地培養他，經常借給他《共產黨宣言》《向導》《新青年》等革命進步書籍閱讀，給他指出了方向。1928年夏天，侯伯英、范弘先、羅定中被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經過他們共同努力，組織建立了中共三臺地方黨小組，由侯伯英任組長。在中共三臺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下，當地群眾革命社團涪波社、赤潮社、赤衛社、讀書會、學術研究會、農民之友社、農民協會、兒童團等在國民革命軍第29軍、潼屬聯中、縣立初中、縣女中及部分鄉場發展建立，他們率領群眾積極開展了工運、農運、學運等活動。
1929年4月，侯伯英因公務回鹽亭(鹽亭屬29軍防區)，上級黨組織借此機會派侯伯英籌建鹽亭的黨組織。5月1日，中共鹽亭特支成立，由范弘先任書記，虞國正任組織委員，侯伯英任宣傳委員。鹽亭地方黨組織建立后，分別在縣城、農村、學校成立了“工余俱樂部”“磨灘社”“今天社”“小陽社”和農民協會，宣傳發動群眾同反動勢力開展斗爭。
1929年夏天，侯伯英到成都向女友黃作蕓談到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悲慘處境，“中國只有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有出路”，并表明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一個職業革命者，“我將投身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希望在革命的征途上，隨時給我督促和鞭策。”黃作蕓欣然表示支持。
為全力從事革命活動，侯伯英從29軍辭職，奉調到四川省委從事軍運工作。
組織軍運 領導開展革命斗爭
侯伯英調到省委后，即被派到合川，了解合川的軍運情況。隨后，省委派他到廣漢，幫助廣漢駐軍起義。駐廣漢的部隊是28軍第2混成旅，旅長陳離1927年與共產黨接觸，受革命思潮熏陶，思想日趨進步，對蔣介石的寡頭獨裁、軍閥的飛揚跋扈深感不滿。他表示：“要干，大家一道干。”這以后，四川省委先后派出多人到該旅搞軍運工作，到1930年，已發展黨員100多人。全旅3個團8個營，半數以上有中共黨的組織，不少連隊都有黨員。起義在積極地準備著。侯伯英參加了醞釀討論起義的有關事項。10月25日夜，起義開始。26日，起義部隊被改編為工農紅軍26軍第1路，打出紅軍旗號，向綿竹方向挺進。起義開始很順利，幾天后遭到敵人合力圍擊而失利。
廣漢起義失敗后，侯伯英返成都擔任省軍委委員、省軍委秘書。他既要應付自己的社會職業(當時以報社校對、軍內文書作掩護)，又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宣傳群眾、組織人員及士兵嘩變參加紅軍，搞武器彈藥，等等。此后，侯伯英受省委和省軍委的派遣，又先后到廣安、永川、灌縣等地檢查軍運工作，發動、組織兵變和農暴，做迎接紅軍入川工作。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向川陜邊區挺進。為了從人力、物力、財力、武器、醫藥等各方面大力支援紅軍，配合紅四方面軍的斗爭，侯伯英到駐防崇寧縣(現郫都區)的28軍第6混成旅開展工作。在交往中，他結識了2團2營6連少校連長李奇柱(又名李鵬)，發展他入黨，并為這個部隊以后發展黨員、建立組織、聯系中、下層軍官以及掌握敵軍動態、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影響起了一定作用。期間，侯伯英給紅軍和游擊隊籌集輸送了不少武器彈藥。
1933年9月，劉湘派出大批叛徒、特務在成都市內各交通要道及城門口暗設哨卡，大舉“清鄉”。侯伯英目睹此情，毫不膽怯，他同省委書記廖恩波、省軍委書記覃文等，堅守戰斗崗位，頂逆風，戰惡浪，積極地為黨工作。期間，侯伯英家接連遭到不幸，婆婆死，二弟亡，父親、祖父也去世。他得知消息實為痛惜，但因工作不能脫身，只好把懷念埋在心里。
1933年10月，因覃文被捕犧牲，廖恩波調往中央蘇區，省委決定組建臨時省委，由史伯康代理省委書記，軍委委員侯伯英、葉伯剛在省委領導下，負責全川的武裝斗爭。1934年4月，省委派侯伯英到邛(崍)、大(邑)、蒲(江)一帶，指揮抗捐軍的活動，恢復邛(崍)大(邑)游擊隊工作。他到邛崍以做茶葉生意作掩護，住在東街吳家染房，任邛(崍)大(邑)蒲(江)中心縣委書記，兼游擊區軍事委員。他組織建立了12個黨支部，設置了6個交通聯絡點，整頓游擊隊，使各地隱蔽的游擊隊逐漸恢復了活動。他既管地方工作，又管武裝斗爭。為了工作需要，他每到一處就得更換一個名字，侯玉州、侯伯勛、朱建文都是他曾用過的名字。他扮成茶葉商人，來回奔走于邛崍、大邑、蒲江等地城鄉，組織和領導群眾開展斗爭。在中心縣委的領導下，邛(崍)大(邑)游擊隊日益壯大，土豪劣紳紛紛逃遁，軍閥官府深感不安。四川軍閥政府委派李家鈺為剿共總司令，先后糾合邛(崍)蒲(江)周圍15個縣的駐軍和團防隊，于1934年秋冬，又一次對游擊區進行圍剿。斗爭空前激烈，游擊隊堅持苦戰，與敵人周旋于深山密林中。侯伯英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頂風冒雨，跋山涉水，終日奔走在游擊區內，一面組織游擊隊員和群眾捕捉戰機反圍剿;一面親自書寫標語、傳單、布告，四處張貼散發，擴大游擊隊的政治影響。同時，他還籌集武器彈藥，將子彈、手榴彈、槍支裝在易于隱蔽的麻罐子里，上面裝上皮蛋等物，運給夾關、平落等游擊隊。在斗爭殘酷時刻，大家見到了老侯，倍覺黨的溫暖，極大地鼓舞了游擊隊員和群眾的斗志。
不幸被捕 鮮血染紅革命道路
1934年12月，邛(崍)大(邑)蒲(江)中心縣委被游擊隊的叛徒何明全出賣，侯伯英夫婦被捕。敵人想勸降侯伯英，侯伯英卻神色不動，把陰森的審訊室變成宣傳革命的陣地。他揭露國民黨的罪行，自豪而又激昂地指出：“共產主義必勝，中國革命必勝，國民黨必亡!”“共產黨人是斬不盡殺不絕的，怕死不革命，革命是不怕死的。”
第二天，侯伯英被戴上了沉重的腳鐐手銬，由城防部監獄轉到縣監獄。他遍體鱗傷，精神不支，飯也無法吃，但他咬緊牙關，不哼不叫。又過了幾天，他懷著對黨的深厚感情和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給閔一涵寫了一張條子：“財產要保護(指文件)，同志要照顧，平兒及蕓亦希關注(指兒子和妻子)。”
他預料到敵人會對他下毒手。一個夜晚，敵人又來提審侯伯英。他們先把侯伯英帶到審訊室，隨后把黃作蕓和他們的兒子帶進來。不難看出，敵人見硬來不行，就改用夫妻情、父子愛來軟化他的斗志。然而，侯伯英警惕而視，仍滔滔不絕地給敵兵宣傳革命。過了一個多小時，敵人見打動不了侯伯英的心，只好把他的妻子和兒子押下去。
軟硬兼施都不行，敵人終于下了毒手。1935年1月20日深夜，敵人將侯伯英和另幾名同志秘密殺害于邛崍西河壩。侯伯英就義前不斷高呼：“共產黨萬歲!蘇維埃萬歲!”
“侯伯英在經歷艱難歲月、險惡環境時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以及一心向黨、忘我忘家，為實現黨的光輝事業，為謀求千千萬萬后代子孫的幸福生活，頑強同敵人拼搏。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表現出的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的崇高品質，值得我們永遠懷念!”三臺縣委黨史研究室、鹽亭縣委黨史研究室對侯伯英的評價高度一致。（綿陽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劉毅 胥江 文/圖）
編輯：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