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杰（翻拍自黨史資料）
“這不是詩，而是當時的一些激怒的語言記錄。”這是楊國杰的戰友李亞群(解放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在楊國杰犧牲的當天晚上寫下的悼念楊國杰烈士的詩篇《春熙路上的血痕》中的句子。市委黨史研究室提供的《精神風范》和梓潼縣委黨史研究室提供的《紅色梓潼記憶》，對楊國杰給予了高度肯定。
楊國杰，又名楊申甫，梓潼仙峰鄉人。1928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都市學運工作骨干之一。1930年，他擔負起“反帝大同盟”的領導工作之后，在黨的具體領導下，帶領廣大學生和工農群眾，發起成都華西壩的“反筑墻”斗爭。1930年7月24日不幸被捕，8月15日，被敵人槍殺在春熙路孫中山銅像前，年僅22歲。
楊國杰的《絕命書》（翻拍自黨史資料）
敢闖敢干 農家子弟成長為革命青年
1908年，楊國杰出生于梓潼縣仙峰鄉一個農民家庭。父親楊齊敬精通中醫理論、醫術，是一個樂善好施的鄉村醫生。楊國杰小時候資質聰慧、勤學好問。他父親一面送他到附近的陶淑堂、馮氏祠等私塾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古書，奠定文化基礎;一面又親自教他攻讀醫書。到16歲的時候，楊國杰的醫理醫術已具有一定水平，對一般的病癥都能獨立對癥處方。這時，楊國杰便跟隨父親四處為人治病，得到大家“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贊譽。
梓潼縣委黨史研究室劉文介紹，本來，隨父行醫的目的是為了濟世救民，但在幾年的實踐中，經歷和眼見的無數事實，讓楊國杰開始懷疑行醫濟世救民的說法。1924年夏天，楊國杰親眼看到家鄉人民由于干旱帶來的困苦和艱難。加之那年瘟疫蔓延，致使萬戶蕭索，很多人掙扎在死亡線上。在這樣嚴重困難的情況下，統治者不但不關心百姓的死活，采取有效措施救民于水火之中，反而變本加厲地濫派田賦和稅捐，極盡其敲骨吸髓之能事，弄得眾多農戶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凄慘景象令人不忍目睹。年輕的楊國杰盡管對社會還缺乏足夠的認識，但他卻明白，行醫只能解脫民眾的病痛，不能從根本上使他們擺脫落后和貧困。他認識到，只有對反動的國民黨統治者進行斗爭，摧毀其腐朽殘暴的統治，才能真正地達到濟世救民的目的。于是，他決定不再跟隨父親行醫，要到縣城讀書，探尋真正的濟世救民真理。
1926年春，楊國杰考入縣城內一所高等小學堂——通儒小學讀書。這所學校當時開設了一些新的課程，使他開始接觸政治、科學、民主和自由等新的思想和知識。他如饑似渴地刻苦學習，取得優異成績，名列學校第一。縣城消息靈通，又有各種報刊，“在這里，他接觸到新的思想和知識，也了解到國家形勢和政治動向，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這些都使他慢慢變為一個敢闖敢干的革命青年。”劉文根據史料介紹說。1927年夏，梓潼城郊一帶旱象十分嚴重，但地方政府的官老爺們卻熟視無睹。這時候，東壩的農民群眾自籌資金在青龍寺廟內唱戲祈雨。楊國杰來到廟內鼓動大家說：“明天一早，大家背上干枯的玉米稈到縣政府去，要縣大老爺立刻設法救濟災民。”第二天，老百姓果真這樣做了。縣政府的大堂上，干枯的玉米稈堆得像山一樣高，縣長周望希只好安撫大家，答應發放救濟。
槍殺楊國杰的新聞報道（翻拍自黨史資料）
傳播真理 喚起民眾參加革命斗爭
劉文介紹，那時候，四川的大小軍閥割據，各自為政，不斷擴充自己的力量，在各自的防區內大肆征收田賦，在城市濫征稅捐，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致農村經濟破產，城市工商業遭到破壞，廣大人民生活極端困苦。駐扎在地方的部隊更是為所欲為，橫行霸道。有一次，駐扎在通儒小學的部隊擅自將課桌板凳砸爛當柴燒，學校當局根本不敢過問。楊國杰聽說后，非常氣憤，高呼一聲，“有膽量的跟我來!”便一馬當先，帶著大批同學去質問駐軍，“你們為啥這樣干?”同學們也跟著大吼大鬧，弄得駐軍很是尷尬，只得表示以后不再砸課桌板凳。此后，類似事情再也沒有發生。
為了揭露地方軍閥的橫征暴斂，傳達北伐的勝利消息和大好的革命形勢，喚起民眾參加革命斗爭，楊國杰利用寒假，邀約當地在外讀書的同學，組織了一個宣傳隊，帶領大家到附近場鎮進行街頭宣傳、舞臺講演和表演文藝節目。在這段時間里，他既帶領宣傳隊積極開展活動，又積極參加家庭農業勞動。他常說，自己能為人民盡一份力量，再苦也是甜的。
1928年春天，20歲的楊國杰考入成都師大附中高中班學習，不久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30年楊國杰在學校被推選為學生會主席，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了黨支部書記。面對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風的險惡局勢，他在革命浪潮中奮勇前進，經常托人購買黨的刊物《向導》和《中國青年》等進行學習、宣傳，自身的思想也實現了飛躍，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逐步成長為成都市學生運動工作的重要骨干之一。在中共成都地下黨組織領導下，他密切配合其他各方面工作，常采取秘密聯絡辦法和暗號，通知革命同志到酒館、公園等處開會、匯報工作、交換情況、布置任務、確定下次碰頭地點等。除開會外，他們開展搞講演、散傳單、貼標語等宣傳行動。
《紅色梓潼記憶》記載，在與反動派的斗爭中，楊國杰總是勇往直前。他說，革命，就不能只是考慮個人危險。在革命活動中，楊國杰十分注意聯系工農勞苦大眾。他經常深入到工人群眾中，特別是人力車工人，為他們義務治病，義務寫信，和他們談心交朋友，并在工人夜校中擔任義務教員，耐心地教他們學習科學知識，給他們講解革命道理，發動他們積極投入反帝愛國斗爭。1930年春天，成都地下黨組織開始籌劃廣漢武裝起義，楊國杰為了配合這一重要行動，迅速在全省掀起革命風暴，摧毀反動軍閥的統治基礎。他組織了徒步峨眉的活動，沿途開展宣傳活動，向廣大工農群眾講述革命形勢，傳播革命真理，使更多的人投入反帝愛國運動中，為后來舉行的廣漢起義作好思想和組織準備。
市委黨史研究室提供的史料記載，1930年，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文化侵略，在華西大學這所英美帝國主義分子創辦的學校里，利用種種特權，勾結軍閥官僚，將從南臺寺至望江樓一帶的大片土地四周筑起圍墻，嚴設門禁，不準中國人隨便出入，并雇用巡捕，搞成自成一體的不受中國政府管轄的特殊地帶。這立即遭到成都市民的堅決反對。中共成都地下黨組織經周密策劃后，成立“成都各界民眾反對南臺寺筑墻大會”，開展了理直氣壯的“反筑墻”斗爭。7月24日，楊國杰會同同學古長林、肖一生、李亞群等男生25人、女生9人、工人代表12人及其他人員，在鹽道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召開成華反帝大同盟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學校、工會和婦女會的代表100余人，討論反對南臺寺筑墻(即“反筑墻”)斗爭的具體行動，以及議決的事項：一、通電全國;二、“八一”示威;三、援助殖民地及革命;四、武裝擁護蘇聯;五、擁護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六、援助全國工農斗爭;七、援助全國米荒斗爭;八、援助成華青年失學斗爭——反對軍閥查封學校;九、救濟被捕革命青年;十、參加自由同盟，反對白色恐怖。同時，還討論了黨內的組織、宣傳、經費等問題。楊國杰被到會代表推選為主持反帝大同盟會議的主席。
英勇斗爭 烈士生命定格在22歲
1930年7月24日，反帝大同盟會議進行途中，因叛徒告密，楊國杰等數十人被三軍(即劉文輝的24軍、鄧錫侯的28軍、田頌堯的29軍)聯合辦事處軍警團逮捕，押回軍警團，交三軍聯合辦事處臨時執法處初審后轉送成都縣政府收禁。
《紅色梓潼記憶》詳細記載了楊國杰在監獄里面和敵人英勇斗爭的情況。在敵人陰森森的監獄中，在軍閥嚴刑審訊的法庭上，劊子手們用盡了威逼利誘、酷刑拷打等手段，對楊國杰進行了殘酷地摧殘，但他從無半點屈服之意，始終堅定地站在革命立場上，面對兇惡的敵人，義正辭嚴地一次又一次怒斥軍閥給帝國主義當走狗、認賊作父、奴役人民、鎮壓革命、屠殺愛國志士的血腥罪行，氣得敵人暴跳如雷，狼狽不堪，只好宣布休庭。“這充分表現了共產黨人捍衛真理、蔑視強暴、堅貞不屈的錚錚鐵骨和高尚的革命節操。”劉文說。經過三次會審，反動派的陰謀徹底失敗，三軍聯合辦事處臨時執法處以“共產主席楊國杰公然集會提倡共產主義，組織武裝暴動，意圖顛覆政府，破壞秩序”等罪名，決定立即將楊國杰殺害。
當楊國杰知道這一消息后，態度從容自如，立即責令看守他的軍警，拿來筆墨紙硯，給自己家里的親人寫了一封悲壯慷慨、動人心魄的《絕命書》。書中寫道：我之犧牲，是為著全世界人民謀幸福、求解放而死的……楊國杰寫完《絕命書》后，向敵人提出不準脫掉他身上的紅色背心。一隊全副武裝的軍警，立即將楊國杰押赴春熙路。這時候，楊國杰身穿紅色背心，雙手被反縛著，昂首挺胸，威武不屈，他以深情的目光向圍觀的群眾、向戰友告別，顯示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他沿途不斷高呼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軍閥!”直到敵人已經開槍，口號聲還未停止。就這樣，愛國青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先驅、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楊國杰同志英勇就義，年僅22歲。“楊國杰同志雖然犧牲了，但他的英雄氣概、革命精神，給群眾、戰友和后人都留下了深刻的紅色印記。”梓潼縣仙峰鄉干部的話表達出家鄉人民對楊國杰的無限緬懷之情。（綿陽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劉毅 胥江 文/圖）
編輯：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