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楊晨
延安時期，對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時期。陜甘寧邊區被稱為新中國的雛形，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實踐的搖籃。
毛澤東對于邊區工作，投入了大量心血。他說：“邊區的作用就是做一個榜樣給大家看”，邊區人民的任務就是“提高自己，幫助別人。”
在反腐倡廉、嚴肅紀律方面，陜甘寧邊區也做出了榜樣：高懸反腐利劍，強力正風反腐，嚴懲貪腐分子，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環境，提升了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威望，樹立起了清廉公正的政府形象。
在此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典型案例。其中，一位名叫肖玉璧的昔日英雄，最終蛻變為罪犯被槍決的案件，就給全體黨員干部敲響了警鐘，也展示出黨和陜甘寧邊區政府對于懲治貪污腐敗的決心。
中央執委頒布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圖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利劍高懸
邊區政府頒布暫行條例 加重貪污懲治力度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舉行，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同時還成立了由何叔衡擔任部長的中央工農檢察部。從這時候開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成為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
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訓令規定，凡蘇維埃機關、企業及公共團體工作人員，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監禁。訓令如利劍高懸根據地上空，如霹靂震天響，讓蛀蟲休想走過場。
到了延安，中國共產黨汲取了蘇區時期的經驗教訓，對懲治貪污的要求更加嚴格。
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建立之初，廉政建設就受到了高度重視。
1938年8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制定并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對10種貪污犯罪行為進行了界定。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通過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繼續強調廉潔政治，對黨員隊伍里的犯法者從重治罪。
各項條款中，都能感受到黨反腐倡廉的決心：“嚴懲”、“禁止”、“從重治罪”等字眼，分量極重，力度極大。
法不容情
戰功赫赫的他 因貪污腐敗被判死刑
反腐“重拳”之下，容不得一絲“情面”。
時任陜西省清澗縣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的肖玉璧就是一個案例。生于清澗縣馬家村的肖玉璧，貧苦出身，從小就給地主放馬，受盡剝削壓迫。1933年，他在家鄉參加革命，成為紅軍陜甘游擊隊的一名戰士。在陜甘邊根據地反“圍剿”斗爭中，肖玉璧作戰勇敢，沖鋒在前，多次負傷，很快就成為著名的戰斗英雄。
1941年，肖玉璧卻因為貪污3050元(邊幣)，被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死刑。
邊區報紙關于肖玉璧被判處死刑的報道。圖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40年初秋，由于多次負傷，加上長期勞累和營養不良，肖玉璧病倒了，住進了延安中央醫院。一天，毛澤東到醫院看望住院的干部戰士，認識了骨瘦如柴的肖玉璧。榮立戰功的肖玉璧讓毛澤東心生憐憫，他連忙叫來了警衛員，將自己的取奶證交給醫生，讓其每天去中央機關管理處取奶，保證肖玉璧的營養。
肖玉璧病愈后，被安排到了張家畔稅務分局。面對財權的誘惑，肖玉璧開始走上了欺瞞組織、貪污挪用公款的不歸路。甚至他還暗地里干起了倒賣食用油、面粉的生意，這些物資在邊區都相當緊缺。
事情敗露后，肖玉璧更是畏罪潛逃，叛變意圖明顯。被捕后，他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陜甘寧高等法院經審判后判處其死刑。肖玉璧不服判決，“不就幾千塊錢嗎，就判我死刑，這也太重了!我要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要是知道了，肯定不會讓我死!我對革命是有功的!”并要求面見時任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當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轉交給毛澤東時，毛澤東說：“你還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吧?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
毛主席提到的黃克功從小參軍，身經百戰，曾任旅長。1937年10月，他對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逼婚，劉茜不從，他竟開槍將其打死。邊區法院依法判處黃克功死刑。黃克功也曾寫信向毛主席求情，希望給他一挺機槍，由執法隊督戰，要死就死在同敵人的拼殺中。但毛主席同意法院的公正判決，黃克功最終被執行槍決。
193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一份關于黃克功案件材料上的批件。圖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肖玉璧案在邊區引起了強烈反響。1942年1月5日，《解放日報》專門發表評論，指出：“肖玉璧被判處死刑了，因為他貪污，開小差，為升官發財以至叛變了革命;雖然他還當過一些不小的‘官’——貿易局副局長、稅務分局局長等等……我們一定要做到：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當時邊區的干部隊伍里，一度出現了貪污腐化的苗頭，毛澤東意識到，此風不剎，無以正民眾視聽。此案之后，陜甘寧邊區的貪污腐化率猛然下跌。
干部帶頭
“只見公仆不見官”的清廉政府形象樹立
在延安時期，嚴明的紀律下，肖玉璧案件只是個例。大多數黨員干部嚴于律己、克己奉公，于特殊時期，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
在很多人印象中，毛澤東總是穿著一雙棉布鞋，麻布衣服上，摞著厚厚的補丁。他日常飲食也非常清淡，多吃土豆。如果說毛澤東和其他人在飲食上有區別的話，那唯一的區別就是，他吃的是土豆絲，別人平時吃的是土豆塊。
不僅如此，彭德懷、林伯渠、謝覺哉等均起到了廉潔的表率作用。例如，當時林伯渠住在一個窯洞里，全部家當是一堆書和一個鋪蓋卷。身邊工作人員看他棉衣穿了多年已不保暖，為他申領了一套新棉衣，卻被他拒絕。眼鏡腿兒斷了一條，他便自己用一根絨繩纏好繼續使用。
“只見公仆不見官。”清廉的政府形象，在老百姓心中日益加深。
黨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不僅是當時全國最民主的圣地，而且也是當時全國最廉潔的地方。1937年邊區政府成立后，就把反對貪污、杜絕浪費，保證工作人員清正廉潔當作一件大事來抓。
在陜甘寧邊區，1939年查處貪污案件360件，1940年644件，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為153件。由于嚴查貪污腐敗案件，大力培育優良黨風和政風，使整個邊區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與當時國統區貪污成風、社會腐敗形成了鮮明對比。
正因為如此，著名華僑陳嘉庚先生訪問延安后感慨：“縣長概是民選，官吏如貪污50元者革職，500元者槍斃，余者定罪科罰，嚴令實行，犯者無情面可袒護優容。”他將延安和重慶作了比較，發自肺腑地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訪問延安后更是認為：“解決遠東命運的，解決中國命運的，不在于美國，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
參考文獻：
《延安時期的大事件》 任文主編 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
《中共中央在延安：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崛起》人民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廉政反腐史記》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 黃修榮 劉宋斌主編 中國方正出版社
《中共黨史研究》 陳燕楠 靳銘 王紫貴主編 人民出版社
編輯：譚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