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一代代電影人以光影為媒，制作出一部部絢麗多彩、異彩紛呈的電影，造就香港“東方好萊塢”的美譽，讓“香港電影”的名號響徹全球。雖然曾在上世紀90年代陷入低谷，但香港電影在困境中堅守、創新，在回歸之后乘著政策和環境的東風，實現了又一次騰飛。
過去25年里，香港電影和電影人如何深度融入內地電影工業?內地廣闊的市場和資源，如何幫助香港電影走出困境?以粵港澳大灣區為背景，香港電影未來又有怎樣的發展空間?就此，羊城晚報記者專訪了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及廣州大學粵港澳大灣區影視藝術研究院院長陶冶。
【出路】合拍片漸成香港電影產業主流
說起香港電影的繁榮，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用了“時勢造英雄”五個字來形容。
吳宇森的血色浪漫、徐克的天馬行空、周星馳的小人物喜劇……香港電影產量高、題材多、創作上不拘一格，使其有著迥異于其他地區電影的獨特面貌，也因此獲得“東方好萊塢”的美譽。“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香港電影的最大優勢在于創意和制作。我們這么小的地方，最高年產紀錄可以達到400部，每天起碼開拍一部，而且題材十分多樣。不同的題材能夠吸引到不同地區、不同口味的人，因此香港電影曾有一段時間受到全球矚目。”田啟文說。
香港電影從來都不只是“香港的電影”。跟香港經濟一樣，香港電影產業同樣具有外向型的特點，外埠市場非常重要。在港產片最賣座的1992年，其外銷收入為18.6億港元，高于本地收入12.4億港元。田啟文在20世紀70年代入行，見證了香港電影的起落興衰：“‘花無百日紅’，香港電影靠著它的獨特優勢一路發展，到了某個臨界點，就開始暴露很多問題。首先是制作成本變高，導演和演員有了名氣，酬勞自然是要漲的;拍得貴，自然賣得也貴。但當時外銷市場經濟下滑，承受不起高價格，就不買港片了，轉而興起本土制作，香港優勢慢慢削弱。而回到香港本地，好萊塢大片的到來又搶占了香港電影的市場。”
香港電影產業在迫切找尋出路的時候，正好遇上內地市場的開放。2003年所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成為公認的香港電影轉折點。協議生效后，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可以作為內地電影進行宣傳和放映，不再受到20部引進大片的限制。CEPA協議于2004年實施后，《無間道3：終極無間》成為首部內地與香港同步上映的合拍片，除了劉德華、梁朝偉等香港原班人馬，還有內地實力派演員陳道明擔綱重要角色。影片上映頭三天，內地票房突破2000萬元，香港票房則超過1200萬港元。此后，CEPA又陸續簽署補充協議，包括香港商人可以在內地投資電影院、允許合拍電影在香港制作等，合拍電影逐漸成為香港電影產業的主流。
田啟文與內地團隊合作多年，他對香港和內地的融合深有體會：“有什么市場能夠比14億人口的內地市場更好呢?更何況我們同宗同源，合作更加便利。內地人多、資源豐富，非常有利于拍攝。”CEPA協議簽署至今已經19年，香港與內地的電影合作形式愈發多樣，題材、制作、演員、資本逐漸無分彼此。2019年，《廉政風云》《掃毒2》《葉問4》《新喜劇之王》四部合拍片穩坐香港電影年度票房前四位;位居內地電影票房總榜首位的《長津湖》，就有徐克、林超賢兩位香港導演的參與。
【適應】尋找內地與香港觀眾 都有共鳴的題材
廣州大學粵港澳大灣區影視藝術研究院院長陶冶分析：“CEPA協議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規定了香港與內地合拍片可以享受內地電影的待遇，有了更高的分賬比例，制片方可以獲得更大利益。原先香港電影的主要市場是700萬人口的香港和六七千萬人口的東南亞市場，CEPA之后卻可以背靠14億人口的廣大市場，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陶冶談到，回看香港導演的北上之路，有兩名導演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個是陳可辛：“在找尋適合兩地觀眾的題材上，陳可辛花了很大力氣。他在2007年的作品《投名狀》和2009年的作品《十月圍城》解決了一個問題，就是整合了香港人和內地人對于同一段歷史的記憶，找到了兩地觀眾都有共鳴的題材。自從1842年被割占之后，很多內地所經歷的歷史大事件，香港都沒有經歷過。但你看《十月圍城》，這部影片選用了孫中山來香港這個歷史事件做切入口，講述了香港各界志士共同保護他的故事，這是內地和香港觀眾共同的歷史記憶。”第二個是徐克：“徐克在2014年拍了《智取威虎山》，他把一個樣板戲題材拍成了一部007式的商業類型片。電影在商業化之后一定會變成類型電影，以前內地更多的是把電影當成藝術、當成文以載道的表達，但香港電影人把一套商業類型片的拍攝手法帶到內地來。”自此之后，一種新的合拍形式開始流行起來：內地提供題材，香港電影人進行類型化創作。
“盡皆過火，盡皆癲狂”，這句來自美國知名電影學者大衛·波德維爾的評價，成為香港電影最廣為人知的標簽。而田啟文認為，香港電影人并非“為癲而癲，為狂而狂”：“其實我們都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共同目標，就是要市場認可。拍片的時候，我們考慮的是觀眾和市場，也因此逐漸形成了一種行業的自我尺度，知道應該做到什么程度。最重要的是拍好一部戲，得到觀眾認可。這是一種良性的生態。”在這種生態下成長起來的香港電影人，練就的一身拍商業類型片的好本領，成為他們融入內地電影工業的“撒手锏”之一。在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之后，香港電影人接觸到更多樣的題材。林超賢成功打造了改編自湄公河大案的《湄公河行動》和改編自也門撤僑行動的《紅海行動》;劉偉強先拍了《建黨偉業》，后來又拍了《中國機長》和《中國醫生》。徐克和林超賢共同參與了《長津湖》和《水門橋》的拍攝，兩部電影共收獲超過97億元票房。田啟文說：“以前香港制作人基本沒有辦法接觸一些軍隊題材，這種題材是要國家專屬單位支持的，不然根本立不了項。但現在你看《長津湖》，徐克、林超賢、陳凱歌三大導演一起拍，當中有兩個是香港導演。我相信國家逐漸意識到，電影首先是個商品，就算是主旋律題材，也可以用商業化的包裝，讓觀眾更易感受家國情懷。”
【交融】增進了解爭取更大的創作空間
從學界角度來看，陶冶認為香港電影一直都是中國電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常用‘南方電影’或是‘華南電影’這個概念，因為在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制片、廣東放映就已經是頗為常見的現象。早期的香港電影更是沿襲了廣州和上海這兩大中國電影重鎮的人才和技術?？梢哉f，香港電影始終傳承著中國電影的血脈。”陶冶說，“我不認同香港電影式微的說法，香港導演一直都是中國電影的導演，只是他們現在通過北上的方式獲得了新生。”
在陶冶看來，文化意義上的香港電影，在未來可能會融合成一種新型的中國電影：“比如《少年的你》代表中國香港參加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角逐，而這部影片并非傳統意義上的香港電影?！镀咴屡c安生》《一點就到家》之類的影片，其實就是香港導演所拍的另一種商業類型。香港創作者的格局一打開，就會發現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以拍的題材實在太多了。”
回歸25年來，香港和內地在電影領域的融合越來越好。香港導演可以拍內地故事，內地導演也可以操刀香港故事。深圳導演白雪在2018年執導《過春天》，關注跨境學童、“走水貨”等橫跨內地和香港兩地的社會現象。而曾國祥執導的《七月與安生》改編自內地作家安妮寶貝的小說，許宏宇導演的《一點就到家》更是緊貼時事，以青年創業和鄉村脫貧攻堅這兩個熱門話題，搭建起一個鮮活的中國青年故事。田啟文說：“香港是外向型文化，香港電影人在多元文化中成長，視野和觸覺都是世界性的。我相信市場是聰明的，會知道什么片子找什么導演拍，更有競爭力。”
田啟文曾擔任四年的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2021年換屆后，會長由古天樂擔任，田啟文成為發言人。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涵蓋了整個電影工業的不同領域，底下共有12個大會、2個小會。田啟文表示，總會的目標是整合力量，推動全行業的進步，避免內耗：“總會成立了22年，我們做了不少事，比如向相關部門爭取權益，向從業者介紹最新的電影技術等等。我們希望能夠提升香港電影的競爭力。”擔任會長的四年間，田啟文大力推動內地和香港的信息互通，讓香港電影人更了解內地情況，也試圖為香港電影人爭取更大的創作空間：“我做會長的時候，每個月組織開一次會，把內地政策、市場變化等正在發生的事情告訴大家。我們做的是資訊溝通和整合的工作，希望讓從業者更加緊貼時代。比如說我們國家全面進入小康社會，那是不是可以讓電影工作者了解到這些信息，也多拍一點這些題材呢?有時候為了規避市場風險，合拍片變成了古裝和警匪題材獨大，因為這兩個片種相對有競爭力，而且穩定。這就需要香港和內地多溝通，了解各自的想法，香港電影人才能更有空間施展所長。”
【未來】發揮“大灣區電影”的獨特優勢
2019年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是繼CEPA協議之后，香港電影的又一個重要轉折點。《綱要》中提到，要充分發揮香港影視人才優勢，推動粵港澳影視合作，加強電影投資合作和人才交流。“大灣區電影”概念浮出水面，并在過去的三年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博納影業集團、英皇娛樂陸續在廣州設立大灣區總部，博納落戶大灣區后推出的首部作品即香港導演劉偉強執導、以2020年初武漢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真實事件為基礎的《中國醫生》。以大灣區為紐帶，內地題材與香港影人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由邱禮濤執導、劉德華主演的《拆彈專家2》在2020年年底上映，成為首部票房破10億元的廣東出品電影，該片更在第34屆金雞獎上收獲最佳剪輯獎。英明文化項目負責人吳蔚表示，英明文化多年來深耕粵港電影合作，在發揮港澳電影的經驗和技術優勢的同時，注重對內容進行把關，挖掘影片深度，“希望香港和內地有更好的融合，在工業化過程中建立系統的管理和生產，突破地域局限，形成‘大灣區電影’的概念”。廣東的老牌電影企業——珠江電影集團也正依靠大灣區的東風再度起飛：由珠江電影集團主投主控的電影《暴風》講述上世紀30年代汕頭秘密交通站的一段紅色往事。影片講述廣東故事、在汕頭取景，由香港導演陳嘉上執導，香港演員陳偉霆與內地演員王千源共同主演，無疑是大灣區電影合作的一次生動實踐。
陶冶認為，建設大灣區電影任重而道遠：“廣州提出要建設‘中國電影創作的第三極’，建立一套影視生產的生態系統不是易事，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廣東在兩個方面非常有優勢，一個是動漫產業，廣東企業累積了喜羊羊、熊出沒、開心超人等一批優秀的動畫IP;一個是數字技術，未來的電影有很大一部分將是數字化創作，就像《阿凡達》一樣，真人和動畫之間的界限會變得模糊。我們要建一批全國領先的數字影棚，未來就有筑巢引鳳的機會。粵港兩地的優秀創作者或許就可以在大灣區利用這個優勢好好發展。”
而在田啟文看來，大灣區電影要找到自己的獨特優勢，“我們必須想清楚大灣區電影的定位是什么、要怎么做。首先，嶺南文化和粵語電影一定是大灣區電影的方向之一，這類型的電影可能地域性較強，我們可以做成中小型的影片，不一定非得做大片。第二，我們要考慮大灣區電影是否可以做外銷，如果只是內銷，跟其他地方的電影就沒區別了。第三，大灣區電影能否得到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從而更好發揮香港電影人效率高、懂得抓熱點的優勢?又比如稅務是否能給予一定減免，讓制作成本降低?對我們香港電影人而言，遇到合適的題材，沒有人會抗拒機會。我們應該各自發揮所長，不要單打獨斗。”
(文/記者 胡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