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宇民(綿陽)
新冠疫情期間，有兩件事情讓我難忘：一是干休所黨委號召大家捐款，我們老同志非常積極踴躍，那天，工作人員整齊列隊，背后是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莊嚴肅穆，干休所政委站在隊前感謝老同志們對抗疫斗爭、復工復產的支持;另一件事是今年春節期間，干休所代表上級對抗戰時期入黨的老同志進行慰問，并告訴我，整個川西北離休軍隊干部中，活著的只有兩個人了。此時此刻，我心潮涌動，想起那些在革命斗爭中犧牲和去世的老戰友、老同志以及在抗戰中犧牲的親哥哥，想起我當年入黨的情景來。
1942年，抗日戰爭處在極端困難關頭，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在敵后堅持對日斗爭，而國民黨政府卻中斷了對我抗日軍隊的正常供給。為了克服這些困難，我黨實行了“精兵簡政”政策。而我黨向來重視文化教育和培養人才，就是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組建了八路軍太岳軍區陸軍中學。我當時年輕又有小學文化基礎，就被組織選送到太岳陸軍中學學習。學校校長由太岳軍區司令員陳賡兼任，學校老師都是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
學校黨組織健全、嚴密，學校有黨總支，隊有黨支部，班有黨小組。黨員每周都要開小組會，匯報思想、學習和工作情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而發展黨員是很慎重的，要學習努力、抗日堅決、革命堅決，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才能入黨。要求入黨的人都要經過長期了解和考察，被列為發展對象的，還要分派給一些艱巨的任務，以考驗其覺悟程度和犧牲精神。黨組織還注重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表現好的教學員可以先參加黨的“同情小組”，我入黨前就和自然課教員張繩武同志在“同情小組”過了一段組織生活。
當時的學習條件極端困難，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可以說是在吃不飽、穿不暖、住不下(經常在行軍)的情況下進行學習。身上的背包就是桌子，兩條腿一盤就能寫字。沒有課本就靠教員講、學員記，沒有筆，就用子彈殼做成蘸水筆，沒有墨水，就到老鄉家刮鍋底灰，沒有紙就到山上揭樺樹皮。教員講課沒有粉筆就挖白土搓成條曬干，在老鄉家的門板上寫，行軍中，教員出了不少復習題，學員們在途中休息時，找根樹枝在地上劃來完成作業。由于每人配給的糧食有限，經常上山采連翹、橡樹子、杏核、蘑菇當主糧，采集野食時還要不忘背誦課文。凡是能吃的野菜都在我們采吃之列：有灰條菜、苦苣菜、掃帚菜、山蔥、蕨菜，還有榆樹上的榆錢、榆皮、槐花等。有時一頓飯就是一大鍋野菜湯，把領到的一點黑豆面糊拌進去。由于營養差，不少人得了夜盲癥，夜間行軍，有的人得用帶子互相連起來，不然前面的人拐彎，后面的人就會失去聯絡。由于敵人的燒殺搶掠，老鄉的住房很困難，經常是軍民同屋。我們住在地上，虱子跳蚤到處都是，潮濕陰冷，有很多人都生了疥瘡。學習是黨交給的任務，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下刻苦學習，成了考核為共產黨員的重要條件。
由于我學習努力，年終考核時評為全隊100多人中的兩名優秀生之一，被組織任命為負責學習的副班長;并把入學前就是團長的高志和同志調到我班，叫我幫助他學習(全校有紅軍學員近30人，他是職務最高的)。高志和平時以普通學員身份學習，戰時則是學校的大隊長(學校共分三個隊)，負責軍事指揮。他刻苦學習、不恥下問的精神讓我非常感動，我寧可放棄自己的作業，也要教他完成作業。我在文化上幫助他，他在政治上幫助我，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雖然我努力學習，成績優秀，并能幫助別人共同進步，但還是不能成為一名共產黨員。然而，真正考驗我的時刻到了。
1943年秋，日寇采取“鐵臂合圍”戰術，大舉進攻太岳根據地，陸軍中學得知情況后，決定向根據地外線轉移，一個副校長帶領的校部和一隊，由于經驗不足，在霍縣三眼窯村里宿營時，夜晚遭敵襲擊，在混亂中有些同志被俘，一些教學員被日寇槍殺，損失慘重。我所在的三隊100多人，在山里宿營而躲過了日寇的襲擊，由于不明敵情，不敢冒然下山。此時嚴重缺糧，不少同志都餓得暈過去了，解決糧食問題便成為燃眉之急。領導決定抽調七人，由我帶隊下山籌糧。大隊長親自交待：一定要千方百計弄到糧食，如果明日午前你們不返回部隊，我們就要作最壞的打算，部隊就要考慮提前轉移……我接受任務后，心里覺得沒底，好在我們七人中有一名共產黨員，我心中就踏實了許多。天麻黑時，我們沿著一條峽谷下山，輾轉幾個小時不見村落。正在心急火燎時，終于發現幾戶人家，且剛收下苞谷，還沒有脫粒。但這里是敵占區，群眾基礎差，要叫老鄉拿出苞谷支援抗日部隊是非常困難的!于是我就同黨員同志商量，大家統一口徑，用抗日宣傳來做通老鄉的工作，然后就像作戰一樣下死命令：除一人在溝口放哨外，兩人一組共分三組，分別到農戶家籌糧，每人不少于30斤，還要在老鄉家吃一頓飯，以八路軍太岳陸軍中學的名義打個欠條，抗戰勝利后由當地政府歸還，放哨人的糧由我在的小組承擔，天亮前到指定地點集合。隨后我們分別摸進老鄉家里，不僅動員他們拿出苞谷，還動員他們幫助我們一起剝苞米皮、脫粒……很快完成了預定的籌糧任務，我們在老鄉家吃了一頓南瓜稀飯后，便使勁往回奔跑，午飯前趕回到部隊。這次成功的籌糧任務，受到了大隊長和隊領導的高度贊揚。不久，大隊召開了支部會。那天晚上，我在窗下聽到支部會的同志大聲喊著“同意”，會后，書記把我叫到老鄉家的樓上告訴我，我已經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入黨時，為了繼承我哥哥馮穎生(后改名馮宇民，時任游擊支隊指導員，在對日寇戰斗中犧牲)的遺志，我把自己的名字由馮秀生改成了馮宇民。
1944年春，太岳軍區陸軍中學開赴陜甘寧邊區的隴東地區，編入抗日軍政大學七分校三大隊。凡是入黨沒有舉行過宣誓的，在這里舉行了一次莊嚴的宣誓。我也參加了這次入黨宣誓。雖然后來由于中央機關撤離延安時所有個人檔案都丟失了，但黨員的身份在同志們的認定下始終被保留了下來。最根本的是，認定了共產主義是自己最高尚的信仰，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是自己終身的志愿。同時，我在學習中更加努力，由于成績優異，抗大畢業后被選調到中央機關工作。
我入黨以來，大部分時間在黨的機要戰線工作。幾十年來，我努力為黨工作，被培養成為黨和軍隊的高級干部，無愧于共產黨員這個光榮稱號。離休以后，仍然堅持學習，現在已94歲了，仍然每天關心黨和國家大事，從不間斷。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作為具有78年黨齡的老黨員，我目睹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看到了今天祖國的日益強大、人民生活幸福，堅信我們黨會一代接一代帶領中國人民不斷走向繁榮富強。
編輯：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