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縣團級離休待遇的農民，這樣的事雖然罕見，卻真真實實就發生在革命老根據地北川羌族自治縣，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被人們稱為“草鞋書記”的唐友德。
唐友德何許人?《北川縣志·人物》記載：1913年出生于北川，1935年5月在墩上鄉參加紅四方面軍，隨部隊在川康地區輾轉，三過草地，歷盡艱險到達陜北。1937年，隨部隊開赴前線對日作戰，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戰役，1940—1948年，先后在延安運輸大隊、中原供給部運輸大隊歷任班長、副排長、副中隊長等職。1949年6月隨部隊南下，在中共西南局任政治交通員，1950年5月調回家鄉北川，先在縣政府工作，后任縣公安局偵察股長、中心區委副書記，1960年任武安公社副書記，1962年響應號召回鄉務農。
唐友德老家就在中心區(今壩底鄉)，擔任區委副書記期間，從不以老紅軍、人民功臣自居，工作勤勤懇懇，生活極其簡樸，常年穿一件舊羊皮褂子，穿著自己親手打的草鞋，始終保持著淳樸的農民本色，以長征精神深入田間地頭搞調研、訪民情。唐友德在下村組途中，碰到農民點玉米就幫忙點玉米，碰到農民挖洋芋就幫忙挖洋芋，碰上農民擔糞水他也會幫忙挑幾趟，一輩子愛和農民一起勞動的他，把與群眾一起勞動當作了解基層的重要方式。他的足跡遍布青片河流域的村村寨寨，為改變山區的面貌，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還經常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資，幫助生產隊購買良種、肥料、牲畜等，幫助各族群眾發展生產，被群眾親切地稱為“草鞋書記”。
“從松潘縣開始，紅軍一共翻過了十幾座雪山。雪山上風大、雪大，吹得人眼睛都睜不開。幾次都是首長把馬尾巴遞到我父親手里，我父親拽著馬尾巴、踩著馬蹄印往前走。”前不久，唐友德的大兒子唐金培告訴我。
“長征中最艱苦的要數過草地了。”唐金培說，一望無際的沼澤，空氣中彌漫著腐臭的氣味，天氣說變就變。有時候，明明看著是個草甸子，下邊卻藏著泥潭，很多同志都被泥潭“吞噬”了。睡覺能露宿，但在草地，吃喝卻是件極為奢侈的事情。有的戰士喝了泥潭里的水，倒下了;有的戰士吃了有毒的野草野菌，也倒下了……“因為我父親是山區貧困人家長大的，懂一些野外生存知識，體質也比較好，才幸運地走出草地。”唐金培說。
1962年，國家精簡機構，號召國家干部為減輕國家負擔回鄉務農，唐友德考慮到自己文化低，又有傷病，主動提出回家鄉務農。
回家務農的唐友德，自感愧對含辛茹苦勤儉持家的老伴，愧對每天上山種地、喂牛、打豬草的兒子媳婦、女兒女婿，愧對在農村村小讀書的孫輩。但在公私之間、家國之間，作為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唐友德深知必須擔負比常人更大的責任，經受比常人更多的考驗。年過花甲，唐友德還親自背公糧交售，并動員家鄉群眾完成國家征購任務。
上世紀60年代，缺醫少藥，大家都缺吃少穿。一天傍晚，本村一個農戶因為春荒沒有糧食，來唐友德家借玉米面，唐友德把家里僅有7斤的玉米面借了一斤給他。借玉米面的事被鄉鄰聽到，又有三家人到唐家要求借點玉米面。問清了情況，看著瘦弱的鄉鄰，唐友德也給三家人一家借一斤玉米面。之后，唐友德家人就去地里挖野菜，一家人靠吃野菜度過了那段難熬的日子。
1982年，組織安排已經在農村自食其力20余年的唐友德按縣團級待遇離休，唐家子女們以為，家里苦了這么多年，父親應該會為他們爭取更多待遇，比如找組織安置孩子工作或者轉成城鎮戶口，也算是一種補償。哪知離休后的唐友德仍在農村居住，未向組織反映困難，也從未找任何一級組織提出安排子女們的工作或發放救濟的請求。
1983年唐友德病重，縣委派人接他轉大醫院治療，他再三謝絕：“黨和政府對我已經很關心了，我的病自己清楚，不要再浪費了。”當年10月，唐友德去世，終年70歲。
“草鞋書記”這個親切的稱呼，正是人民群眾對唐友德勤懇工作的認可，對他無私奉獻的肯定，對他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的贊揚。“草鞋書記”唐友德給子女留下的，除了“不要給組織找麻煩，不要給國家增添負擔，靠自己的勤勞踏實生活”之外，別無其他。他的4個子女，除了大兒子唐友德靠大隊推薦，在一個鄉從事郵政代辦員工作外，其余子女均在家務農。
北川的幾位老干部回憶說，無論是當干部還是當農民，唐友德總是往最貧困的地方跑得最多，為困難群眾想得最多。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時期，唐友德與同志之間、單位之間、社會之間都保持著干干凈凈的革命本色，變換過那么多崗位，權力在手，但他終始保持一顆純粹質樸的心，克己奉公、無私奉獻。這位老紅軍戎馬一生，獲得榮譽無數，但4個兒女的路卻是他們自己走的，是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
我沒有親眼見過“草鞋書記”，但能從“草鞋書記”后代的訴說和老干部的講述中，感悟到“草鞋書記”的情懷。“草鞋書記”的模范事跡和崇高精神，為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為政、干事、做人，樹立了一面光輝的旗幟，對于我們后輩，真的是一筆受益無窮的精神財富。(周永珩 北川)
編輯：譚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