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策(綿陽)
前幾天是父親節，想起了離開我們24年之久的父親。
父親是一位普通的外科醫生。新中國建立不久，他就被調往新成立的衛生防疫站，從事防治寄生蟲病的工作。一個主刀多年的外科醫生突然改行搞寄生蟲病防治，我們一家都不理解，但父親卻很坦然，他說:“防病重于治病，國家為民眾著想才決定消滅寄生蟲，領導選上我，正是我的榮耀呢!”他曾愉快地去海南島研究瘧疾的防治，成果倒是有了，自己卻染上了瘧疾。他還曾心情沉重地去過江西、安徽參加防治血吸蟲病。1956年，毛澤東發表《送瘟神》一詩，他從單位學習回家，破天荒地和母親帶上我們一群孩子，到飯店里吃了一頓飯。他還喝了一點酒,說要慶祝，慶祝自己在消滅血吸蟲病的事業中作出了貢獻。
父親對子女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舉手投足都有規矩，“出必告，入必敬”，一點也不能馬虎。讀小學的時候，我們同學之間的稱呼就常常學著大人做派，老兄長老兄短的。有一次，我請父親為我買美術課用的畫圖本，父親買回來交給我時，我看不是老師要求的那種，失望地說，“老兄,你買錯……”話音未落，已經挨了一耳光。“誰是你的老兄?”父親氣憤已極，我才如夢初醒，方知咎由自取。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父親發這么大的火，這一次教訓讓我記憶深刻，終生難忘。
不要以為父親是一個整日板著面孔叫人難以接近的人，對于子女的成長，父親十分在意。他利用各種機會關注我們品格的養成、身體的發育、學業的進步和興趣的培養。有一個夏夜，我和父親在體育館看完比賽回家，離家還有一站路的光景時，突然電閃雷鳴下起了陣雨，父親連忙用他的大蒲扇為我遮蔽，而他自己卻任由雨淋。我說：“爸爸，不要這樣，你會生病的。”父親笑了：“傻孩子，為兒子遮風蔽雨是父親的責任呀!”那一刻，我懂了許多……
讀小學時，父親有時要過問一下我的功課。有一次考試，在做多位數乘多位數的題目時，由于粗心大意，最后相加出現錯誤，父親很不滿意：“乘法都會做，怎么加法倒反而做錯了?”我升入高年級后，對于我遇到的算術難題，父親就力不從心了。原來，他小時候先是讀私塾，后來才進的學堂，算術的底子一直比較薄。父親慚愧地說，“我這一輩子，看來是和數理無緣了。但據我觀察，你比父親強，你學數理絕不會像我那樣沒出息。希望你努力。超過父親才是正常的，一代肯定強于一代嘛。”后來我選擇的專業是數學，終身從事的是數學教學，這和父親的鼓勵應該不無關系。
高中畢業時，我向往建筑專業，但是家里經濟實在拮據，父親建議我報考師范院校，因為在學校不交伙食費。我考上了華東師范大學，去大學報到前，父親把我送到火車站候車室，對我說，孩子，父親對不起你，也許我的建議會完全改變你的一生，但是，你一定要理解，父親是多么的愛你又是多么的無奈。聽了父親的話，我很感動——也許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感動。我有些哽咽：“爸爸，我很感謝你。你常常對我說，一個人成功的關鍵并不在于他的職業，何況我對老師一向具有深深的敬意。”父親聽了，緊緊地擁著我，一句話也不說。進站后，父親依舊沒有走，他向我揮手，我清晰地看見，他眼睛里噙著眼淚……
在父親50多歲時，他的生活發生了劇烈變化。1966年，“文革”爆發，一夜之間父親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成了牛鬼蛇神，被批斗不說，最糟糕的是什么事也不能干，造反派勒令他天天拉車運柴。一個醫生不準做醫生應做的事，父親十分不安和焦躁，經常在家里長吁短嘆：“本欲懸壺濟世，奈何無力回天!”痛苦之情難以言表。1969年底，他被遣放到蘇北一個極偏僻的公社，一家人也必須全部注銷城市戶口和他一起去。母親急了，父親卻說，“我又可以行醫了。”當我把父親送到指定的公社后，行李甫卸，父親就取出一副他自己撰寫的對聯：“認認真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踏踏實實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我端端正正貼在門上。
第二年我去探親，發現父親特別忙，原來公社醫院只有他一個是南京遣放來的醫生，從兒科到婦科，從外科到內科，開方、取藥、注射、輸液全是父親一個人張羅。一次吃飯時，父親還沒有回來，母親讓我去醫院看看，還未走進醫院的門，就看見一個中年農民在其家屬的陪同下出來。當他們知道我是劉大夫的兒子時，熱情地對我說：“你爹爹真有本事，抬著進來的人，被你爹爹扎了幾針就好了!”原來父親被下放后，利用準備搬家的十來天，在南京向中醫突擊學習針灸技術，竟派上了大用場。我走進醫院，看見父親正對一位病人，娓娓地告訴他為什么會發生如此病癥，開的這些藥是干什么的，如何服用，至詳至細。父親說，醫院是個特別的地方，誰也不愿意進來，進來的，誰也不愿意失望地離開，“盡量使人們少來醫院，盡量使來醫院的人滿意而歸，這就是醫生的職責，這就叫懸壺濟世!”父親還特別強調，“醫生固然應當精通醫術，但更重要的是富有同情心。”
那時鄉下沒有電燈，父親特地買了一盞馬燈。每天晚上，他都戴上老花鏡，就著馬燈那昏暗的光看書。母親不解地問：“你行醫幾十年了，忙了一個白天，晚上還忙什么?”父親說：“不然。我畢竟很久沒有臨床了，來看病的各種情況都有，不學不行，不準備不行。”在那個年代，許多常用藥名都被賦予“紅色”的名字，什么××一號，××二號，父親不得不用一個本子，把這些名字很“革命”的藥名、所能治的病癥，以及劑量和注意事項一一寫下。
在這里，父親行醫整整十年，蜿蜒的田間小路，低矮的茅屋草棚，處處留下他的身影，當地農民十分贊賞他的人品和醫術。1979年，撥亂反正，落實政策，被遣放的父親才得以返回南京。
父親是個沒有力量支配現實社會的普通人，但普通人絕不是平庸的人和品位低下的人。晚年父親住在我這里時，腿腳已很不靈便，終日安坐家中，寡言少語。見我當個小官，經常告誡我，人也許不能把握命運，但應該把握自己，如同醫生應有醫德一樣，官也要有官德。他送我十字箴言：“政聲人去后，吏德閑談中。”我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在官場生涯中保持清白之身，直至完身而退。
父親的正直、善良、崇尚正義的精神、為人處世的行為與理念，讓我享用不盡。
編輯：譚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