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支成立21年的樂隊。2002年至今，他們的名字幾經更改。從“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打工青年藝術團”，到“新工人藝術團”“新工人樂團”，再到如今的“谷倉樂隊”。他們用音樂表達自我，也用音樂治愈他人。
他們不僅是樂隊，更是“音樂社會工作者”。在音樂創作之外，他們興辦打工子弟學校、創辦年輕打工者職業培訓班，在全國各地鄉村進行巡演、與38個村寨共創村歌。
他們行走在中國大地上，演出、傾聽、創作、歌唱。他們用樸素、真摯的歌聲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無數普通人互相滋養、治愈。這是一群音樂社會工作者的21年跋涉。
在鄉村里
為村民創作歌唱接地氣的“田野之歌”
金色夕陽隱入山巒，湛藍天空逐漸變得深邃。石頭基底、土黃色磚墻、斜坡屋頂，“谷倉音樂廳livehouse”燈牌亮起，附近居民開著汽車、三輪車駛進公社，走進廳內。
在北京市平谷區同心音樂公社內，谷倉樂隊正在演出。這是一支有著21年歷史的樂隊。團隊成員曾是老師、小鎮青年、礦工，后來成為“北漂”一員。他們以前為城市打工青年歌唱，如今走向鄉村，為鄉村歌唱、創作。
舞臺上，鼓手、吉他手、貝司手就位，厚重的鼓聲響起，主唱許多用低沉的嗓音唱起原創歌曲《吾鄉》。結尾處，他用家鄉浙江海寧方言唱道：“吾在江南向北望，儂在夢里翻紅浪，今朝桃花又開放，平谷無恙好生長。”
臺下觀眾大多是平谷當地中老年居民，平時很少觀看搖滾或民謠現場演出。即使沒有完全聽懂歌詞內容，但大家的情緒還是被旋律感染了。演出到中途，原本端坐的阿姨們站起身來，隨著音樂節奏揮手、鼓掌。
55歲的朱阿姨感覺“回到了年輕的時候”，她鼓動72歲的王大爺拿著葫蘆絲和小音響上臺，吹奏一首《酒醉的蝴蝶》。王大爺的演奏與樂隊風格迥異，但二者在這場鄉村音樂會中奇妙融合。正像樂隊過去和現在的無數次演出一樣，他們在工地與工友共同歡呼，在村莊與老中青三代互動創作。
同心音樂公社的活動正在進行時，團隊的另一位主要成員孫恒則帶隊在重慶興順村走訪調研，聽村里的退休教師、鄉賢、老革命、老黨員講述個人故事、村莊歷史，與村民共創村歌。
拜訪途中，一位88歲的老人拿出了保存完好的薅草鑼鼓——一種集體勞動生產時會用到的傳統民間樂器。鑼鼓聲一響，附近居民都圍攏來。老人和村民臉上都露出笑容，孫恒內心也感到震撼。“這是從咱們大地里長出的音樂，我覺得特別接地氣，這種音樂直擊人心。”
“目前歌詞創作還沒有完成，后續我們可能會在曲調中結合這些本地的音樂元素進行創作。”孫恒說，每到一個地方，村歌的創作都盡量跟當地音樂元素結合。既要傳承傳統，也要創新，同時要照顧到老中青三代村民的需要。
在工地上
在工棚中播種“打工者之歌”
“谷倉樂隊”最初成立時名叫“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后來曾更改名為“打工青年藝術團”“新工人藝術團”“新工人樂團”。那時，他們主要在城市的工地上為工友歌唱。
為工友演出的種子是某年冬天在天津一處工棚演出時埋下的。那時，孫恒在打工子弟學校做志愿者，認識了一些學生、家長。他第一次走進工棚為工友們唱歌，天氣寒冷，工棚沒有任何取暖設施，味道難聞，但大家像過年一樣熱鬧。工友也加入孫恒的演唱，用方言唱起民歌。
后來，孫恒、許多等人組建演出隊，創作打工歌曲，常常跑到工地演出。一個夏天傍晚，團隊來到某處學校工地。沒有專業設備，他們拿著鋼筋棍往地上一插，把話筒一捆，就開始唱歌。工友們剛剛下工，端著飯缸子，坐在磚頭上，放下安全帽，最初只是拘謹地聽著，后來開始“用力拍巴掌”，逐漸在音樂中松弛下來。
音樂創作、演出之外，他們也進行了大量與工人相關的社會實踐。2004年，團隊機緣巧合發行專輯《天下打工是一家》。后來，他們用賺得的七萬多元版稅在朝陽區皮村創辦打工子弟學校，招募志愿者做老師。2010年，團隊在平谷興辦“同心創業培訓中心”——實際接近于年輕打工者職業培訓班，為大家提升計算機等職業技能。
在巡演中
治愈他人也療愈自己
2017年，團隊開始在全國進行鄉村音樂會巡演，工作重心逐漸從城市轉向農村。連續三年，團隊每年都會進行大約1個月的巡演。陜西、山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貴州……他們的足跡遍布中國大江南北。在近4萬里行程中，他們沿途舉辦大地民謠音樂會義演50多場，直接參與觀眾超過3萬人。
讓團隊成員路亮至今印象深刻的演出是在河南老井村。演出結束，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一位留守女孩，父母去世，叔叔嬸嬸在外打工，她跟著爺爺留在老家。他想到了自己遠在山東老家的孩子。
路亮常常想起對孩子的虧欠。2016年，他剛到北京不久，妻子和孩子來看望他，分別前去肯德基吃了飯。他借口上洗手間離開，原本一聲不吭的孩子突然從餐廳沖到門外：“爸爸，你跟我一起回家。你不要走!”
巡演結束不久，他創作了《孩子》。“這首歌送給那些留守孩子，也是送給自己。我們大多數人，為了理想和生活在外面打工。希望這首歌，能夠成為另外一種形式的陪伴，也是一種療愈。”路亮說。
在創作中
將心凝聚與38個村共創村歌
鄉村巡演途中的見聞觸動了孫恒，他萌發了村歌計劃的想法。孫恒記得，在四川一個村子，他們邀請村里一位70多歲的老人拉二胡加入演出。那位老人已經40年沒有拉二胡了，當他從屋里拿出那把滿是灰塵的二胡，絲弦聲重新響起，村民都聚攏來，老人臉上露出了笑容。
“相對城市而言，鄉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公共文化活動是比較匱乏的。國家實行鄉村振興其中一點就是文化振興。我們想通過村歌把老百姓的心凝聚起來，激發老百姓對村莊的熱愛。”孫恒說。
目前，團隊已經與全國38個村莊共創村歌。提起這項計劃，孫恒、許多都對團隊在鄂爾多斯木凱淖爾鎮的村歌創作印象深刻。他們先后在當地14個村莊與村民共同創作村歌。
“烏蘭吉林好地方，西靠灘來東靠梁。刨開黃土挖水庫，藍天白云綠草場。土打墻來蓋新房，親朋好友來幫忙。大鍋燉肉小鍋茶，邊吃邊喝邊叨啦。茄子開花顛倒顛，老人是咱一層天。馬蘭開花在路邊，村里回來了小青年。西蒙特牛排成行，阿白山羊都養上。春耕秋收不用人，一社五部幸福村。”這是團隊與烏蘭吉林村村民共同創作的村歌，村歌的治愈力正是源于與村民集體共創的工作方法。
許多說，歌詞的前三句源于村民對村莊歷史的回憶，以及對村莊自然環境、風俗的描寫。“叨啦”則是當地方言，意為聊天、嘮嗑。第五、六句通過比興的手法，前半句用村莊俗語描寫自然風物，后半句則表現了村里的某種文化特征，“老人是咱一層天”表達了對老人的尊重，“村里回來了小青年”則隱含著一則故事——一戶村民的兒子回村做起了養殖業。
“村民們從沒想過自己會寫歌創作，當他們真的把一首歌寫出來，并且融入自己的生活情感，心里就像樂開了花，特別痛快。這確實對他們自身是一種療愈。”許多說。
村歌不僅記錄了村莊的自然風貌、歷史變革、傳統習俗，還捕捉了村莊當下的變化。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福建四坪村。在共創村歌過程中，他們請老人參加工作坊，拾起十多年沒唱過的地方戲(平講戲)。村歌創作完成后，本來被擱置了的當地劇團又建了起來，還有年輕人回鄉成立傳習所。
規劃
希望推動百個村莊進行村歌共創
二十一年來，樂隊名字幾經變化。不斷更改的稱呼反映了勞動群體的變化，也折射出團隊在音樂創作和社會實踐上的嘗試、突破、改變。
許多回憶，2002年，團隊成立之初只有3人，取名為“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隨著人員逐漸增多，他們改名叫“打工青年藝術團”。作為“北漂”一員的許多、孫恒等人，恰逢城市化、工業化浪潮，懷抱著音樂夢想的他們在工地、工廠為工友歌唱，也逐漸關注到周圍工友的故事，嘗試用音樂做表達。2009年，團隊改名為“新工人藝術團”，后來又改名為“新工人樂團”。
“當時我們覺得這個群體的方向是成為時代的新工人，不滿足于普通的生存狀態，希望城市給這個群體更多的支持。”許多說，團隊名字的變化代表了打工群體的變化，也折射出團隊在音樂創作和社會實踐上的嘗試、突破、改變。2022年，團隊改名為“谷倉樂隊”，寓意為鄉村生產有機的精神食糧。他們不僅是“樂隊”，更是“音樂社會工作者”。許多說：“我們希望通過音樂等藝術形式觸及一些社會問題，試圖改變一些現狀。”
“處于困境中的人尤其需要精神上的動力。音樂可以帶給人勇氣、信心、力量、溫暖。”孫恒把過往二十一年的音樂創作和社會實踐粗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城市化、工業化浪潮中，到工地、工廠唱歌，興辦打工子弟學校、打工者職業培訓班;第二階段，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鄉村，創辦同心音樂公社，進行鄉村巡演，協助村寨進行村歌創作。
孫恒說：“我們能堅持21年去做這件事，原動力一定是來自內心深處。無論是以前在工地給工友唱歌，還是現在到鄉村唱歌，我的內心都在不斷豐富成長，這是一個雙向滋養的過程。”
路亮也把在鄉村的演出理解為一個互補的過程。“我覺得能到鄉村演出是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我們想表達的東西可以傳遞到更多地方，鄉村也需要精神文化生活。我們在演唱也在傾聽，我們也把村莊的特色用我們的形式記錄下來。”
“在鄉村巡演、與村民共同創作村歌的過程中感受到了祖國大地的遼闊、民族文化的多元和豐富。”許多回憶起此前在貴州侗族村寨演出時，當地有句俗語“飯養身歌養心”，當地村民的生活也有大量自發的音樂歌唱。“一個人在生活中可能被擠壓得都佝僂著背了，在音樂中站起來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堂堂正正去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讓一個人站起來的過程，也是以歌養心。”
“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鄉村，無論是為工友還是為村民歌唱，我們為勞動者歌唱的初心不曾改變。”許多說。
孫恒期待著把同心音樂公社作為原創音樂人聚集地，吸引更多人參與到鄉村建設中，用音樂的方式助力鄉村振興。未來3至5年，他希望推動100個村莊進行村歌創作，也希望把集體創作的工作方法傳遞給更多人。
本版文/本報記者 陳靜
統籌/林艷 張彬 (來源：北京青年報)
編輯：譚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