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玉(綿陽)
捷克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提到：“小說的靈魂在于復雜性。每一部小說都向讀者傳達：‘真相遠比你想象的復雜’。這是小說恒常的真諦……小說的本質亦具延續性：每一部新作都是對過往作品的回應，承載著小說發展歷程中的所有經驗。”依筆者之見，昆德拉所指的這種延續性與復雜性，既包含小說內容的多元要素，諸如故事深意、人物雕琢、情節鋪陳、細節勾勒、場景渲染、思想內涵等，也涉及小說形式的各類構成，如藝術技巧、結構模式、敘事策略、表達形式等。小說的內在架構本就充盈著豐富而復雜的韻味。從這一視角而言，一部長篇小說仿若一項宏大系統工程的構建，其內部構造錯綜復雜，且蘊含著多種意義指向的可能性，更是對小說家知識儲備與智慧架構的深度檢驗。此乃小說區別于其他文體的獨特標識，亦是其魅力無窮的根源所在。
羅偉章的長篇小說《紅磚樓》，恰是對這種延續性復雜精神的美學呈現。從表面觀之，該小說描繪了東軒市文學領域在特定時期的存在樣態，彰顯出一位良知未泯、正直熱忱的文學青年對這一文學場域的毅然逃離，展現了一個堅守良心之人對現實人生的執著追尋與探索;從深層維度剖析，其蘊含著頗為豐厚的思想內涵揭示與復雜的審美意蘊指向：既然一個市級文學場域的狀況如此不盡人意，那么其他社會層面又將是何種景象?由此可見，作家在這部小說中深刻彰顯的，不單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更有著深邃而多元的寓意暗示。
冉強無疑是這部小說中極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大學畢業后，冉強主動請纓前往一所山村小學任教。在此期間，他創作了一部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春來早》。這部小說在《東軒晚報》連載后，于整個東軒地區引發了強烈的轟動，一時間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熱門談資。連載結束未滿兩個月，小說單行本便順利出版。在那個文學繁榮的年代，這意味著一夜成名，從而確立了冉強在東軒文學界的地位，他也因此從一名普通的山村教師華麗轉身為市文化局的專業作家。然而，隨后崛起的孫云橋、李回家以及與之齊名的作家施廣元，在文學成就上遠超冉強。確切地說，這三人的文學聲譽已突破東軒地域的局限，在全國范圍內都頗具影響力與知名度。這并非他們自吹自擂，而是有確鑿事實依據的。那年七月，北京與省城的權威專家蒞臨東軒，召開東軒作家群研討會，研討的核心對象便是這三人。會上，對冉強的名字只字未提，仿佛他全然不入專家的視野。這引發了冉強的強烈不滿，他斥責專家組是草臺班子，并宣稱自己不屬于東軒作家群。正是這個被冉強視作草臺班子的專家組，將孫云橋等人推上了東軒文壇領軍者的寶座。他們不僅收獲了眾多讀者飽含熱情的贊譽信件，還引得大批文學青年競相前來拜訪。這般情景接連上演，讓冉強愈發惱怒。面對如此不利的處境與現實狀況，冉強內心極為不甘，時刻尋覓著突圍之策。
冉強的突圍途徑主要有三條：其一為“借勢”，即憑借各級領導的權勢威望，為自己在文壇拓展更大的名氣與更多的利益開辟道路。從小說的諸多描寫中清晰可見，冉強可謂煞費苦心。他不僅全心全意、細致入微地接待各級領導的春節慰問，還與媒體構建起良好的互動關聯。每年春節期間，市里領導都有慰 問文藝界人士的慣例安排。每到此時，冉強便提前數日指揮妻子與保姆精心布置家中環境：窗簾全部更換為嶄新的，顏色挑選極為慎重，尤其要避免帶有條紋，否則鏡頭中會出現“怪異條紋”;客廳里書柜排列整齊，冉強將各類書籍擺放得滿滿當當，且錯落有致，同時把自己的著作置于顯眼位置，以便于記者拍攝;座位安排也提前規劃妥當，領導的座位、自己的座位以及記者架設攝影機的角度，均考慮得周全詳盡。一切布置就緒后，冉強便提前恭敬地站在家門外，靜候領導到來。其二是極力鼓吹他的“站隊理論”。無論是在各類聚會場合，還是私下交流之中，冉強都反復強調他所謂的“站隊理論”。在冉強的認知體系里，即便在小小的文壇領域，也存在三支隊伍，即紅隊、黑隊、灰隊。他認為人生在世便是在選擇站隊，一旦站錯隊伍，一生便會毀于一旦，并以身邊的實際事例加以佐證。其三則是運用各種明爭暗斗的手段構陷對手。冉強夫妻與孫云橋在樓上樓下的激烈對罵，冉強與“我”之間的那場激烈爭吵沖突，冉強對費遠勤在文章中稱贊他的小說深得米蘭·昆德拉精髓所表達的強烈不滿，這些均可視為他施展的明招。當然，冉強更多的是采用暗招。冉強聲稱，孫云橋的脖子是因戴綠帽子而累歪的，指責孫云橋不僅在外風流快活，還教唆妻子與他人有染，甚至將老光棍沈聰為錦玉所畫的裸體油畫當作有力證據;冉強私下指使兒子冉從天編造一本名為“古今中外百大文豪”的畫冊式小冊子，或是在《東軒都市報》何總編那里詆毀“我”的人品，又或是對他人批評進行嘲諷等。諸如此類，足以表明冉強極為擅長運用各種暗招來構陷對手，以此抬高自己的文學聲譽、樹立文壇權威。
從藝術視角審視，這部小說最為突出的特征便是隱喻手法的精妙運用。在這部小說里，從標題的象征意義到故事的敘述推進，再到情節與細節的雕琢描繪，作家運用了大量各異的隱喻手法。例如，“我”經歷了一場死去又從幽深沉寂中蘇醒的夢境，在川西北莫名遭遇翻車事故并受傷，最終決然選擇離開東軒;申響、江小珊、沈聰等在九臺大山中暢享自在的鄉村生活，一條體型小巧的銀環蛇悄然無聲地蜷縮在冉強書房小床的枕頭里，在萬年廣場上高高矗立的冉強銅像等。這些敘事與描寫，或是隱喻文化人的權勢與地位，或是映射某些人一貫的強勢做派與虛偽嘴臉，或是象征普通人生活中的困擾與憂愁，或是暗示文壇的種種不良風氣與弊病。隱喻作為一種藝術手段或表達形式，其重要價值不僅僅在于它所蘊含的隱晦寓意，更在于它能夠深入觸動人們的情感、內心世界、思想觀念以及靈魂深處的隱秘角落。
作為當代知名小說家之一的羅偉章，其早期小說創作多聚焦于中國鄉土社會的生存狀態與現實情形，《百年饑餓》《不必驚訝》《聲音史》《隱秘史》等作品皆是如此。自《鏡城》《紅磚樓》等作品問世后，他的小說藝術視野開始切入當代文化語境下的城市空間，或者說一種社會存在形態。這不僅是作家從鄉村到城市思想觀念與審美意識的自覺轉變體現，更是一種對視野拓展、題材多元、表達豐富、意蘊深邃的創作追求深化。期望作家在這條創作之路上穩步前行、健步如飛，收獲更為卓越的藝術成就。
(作者系綿陽師范學院教授)
編輯：譚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