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辦國辦近日印發《關于加強行政執法協調監督工作體系建設的意見》，對加強新時代行政執法協調監督工作作出系統部署。近年來，多地公安交管、交通運輸部門針對輕微交通違法行為，推出多項柔性化、人性化執法舉措，避免簡單地“一抓了之”“一罰了之”。（５月１６日《人民日報》）

　　從車輛違停處理上看柔性執法，可用一言以蔽之，變“即拍即罰”為“先勸后罰”。你把車輛停在不該停的地方，被交警發現了，多數情況下都是這樣：交警對車輛進行拍照、錄入信息、打印罰單，然后往車窗一貼，你就要被罰款甚至被扣分了，這是剛性執法場景。換成柔性執法呢？交管部門先給你發一條“勸離”短信，只有你不聽勸，他們才會進行下一步操作：處罰、拖車。兩種執法方式如何選？站在輕微交通違法者角度，這道選擇題就是“送分題”，根本不用思考。

　　站在行政執法者角度呢？他們可能就要“咬筆尖”了，因為柔性執法并非最優策略。其一，柔性執法有門檻。它需要執法人員具備較高的職業素養和執法技巧，能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而做出上不害法、中不傷理、下能安民的決定。其二，柔性執法有成本。經濟學上把選擇Ａ行為而非Ｂ行為、導致放棄Ｂ行為可獲得的收入，稱之為機會成本。若選擇柔性執法，勢必導致行政罰款減少，這種機會成本并不是每個地方都樂于接受，尤其在“罰款經濟”“逐利執法”仍有市場的當下。不久前，西南某地發生運政執法人員“碰瓷式執法”事件，讓人不免懷疑，他是不是受到某種利益驅使？

　　正因雙方偏好不一致，而執法權、解釋權又在后者手上，推不推行柔性執法由他們說了算。因此，我們不難發現，盡管公眾呼聲日高，但在行政執法這塊“田上”，柔性執法的“秧苗”仍然非常稀疏，放眼過去，更多的還是“一罰了之”，簡單粗暴易操作。從行政處罰法的“首違不罰”到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規范和監督罰款設定與實施的指導意見》提出“能夠通過教育勸導、責令改正、信息披露等方式管理的，一般不設定罰款”中可以讀懂，堅持教育與處罰相結合，落實柔性執法、說理式執法已然成為一種頂層設計。

　　情勢在變，理念當隨。柔性執法如何才能擴大“種植面積”，結出更多“果子”呢？在我看來，當務之急是要把一些地方柔性執法的“好種子”留下來，固化為“法治樣本”，供各地統一“播種”，避免各自為政、寬嚴不一。譬如，既然公眾都贊成對違停車輛處理采取“先勸后罰”，那就可以考慮將其寫進相關法規中。得到法規加持之后，個別地方柔性執法的成果便得以大面積“移植”，從而實現全民共享。（練洪洋）
 

    編輯：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