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源（綿陽）
四川著名散文作家蔣藍撰寫的人物研究《蘇東坡詞典》一書，近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長達30余萬字的作品，以中國古代的大文豪蘇軾為描述對象，以紀實性的筆法敘述了蘇軾的出身背景、成長經歷和在宦海中幾起幾落、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自始至終專事文學藝術、堅守人文意向、秉持公允公正、放達胸襟情懷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風范，尤其是對于“蘇東坡之路”進行有力的探尋，既展現出作者慧眼獨具和匠心特出的藝術見地，又成功地對蘇軾這個獨特的典型人物形象進行了賦予現代意義的藝術重構，從而使這部兼具了紀實文學與理論探尋意味的著作，凸顯出濃重的文化蘊含和深沉的現實意義。
作為一部兼具了紀實文學和理論探尋雙重意味的著述，它究竟向讀者訴諸什么，是題材選擇的獨特，還是思想內容的厚重，或是哲理意義的深邃，抑或是藝術手法的新穎？對于這些問題，無疑是需要文學研究者予以直接回答的。為了有利于廣大讀者更為深入地解讀作家的這本著述，以此做出各自的全面理解、深刻認知及其貼近作者思想和文本原意的審美判斷，論者主要選取其中的《蘇海》《文曲星下凡》《“烏臺”與鴉翅》《野性之狂》《超然臺》《遍地都是蘇東坡》等篇章，作為具體的分析和闡釋對象。
《蘇海》是本書的首篇之作，僅從標題看，就令廣大讀者生發出豐富的想象和聯想，將蘇軾、蘇洵、蘇轍父子三人的卓越文學才華比喻為浩渺無邊的大海，這雖然不是作者的發明創造，但由此可見作者對這三位古代名人充滿深深的敬意。那么蘇氏父子何以成為大海，有著怎樣的事實或理論依據？在作者看來，這要從法國《世界報》發起的一次評選活動說起。2000年，這張有著巨大世界影響力的報紙發布新聞報道，意欲在本報評選出從1001年到2000年內的12位世界“千年英雄”，在由上億讀者組成的投票熱潮中，作為文學家的蘇軾有幸成為這份榜單里的人物，并且是入選者中唯一的中國人。作者認為，蘇軾得以成功入選，固然有其偶然的因素，但又存在某種必然，這樣的結果充分證明了一個鐵的事實：蘇軾不僅僅是泱泱華夏家喻戶曉的人物，而且也是世界人民公認的頂級名流。在這個基點上，作者又從不同向度深入分析了“三蘇”之所以成為無數民眾心中杰出人物的成因，指出它既與當時四川特有的歷史和地緣有關，也與蘇軾父子各自的人生實踐和取得的卓越文學成就相關，特別是與蘇軾本人對“蘇東坡之路”的奮勉開辟和有力彰顯，更有著深度意義的關聯。何謂“蘇東坡之路”，作者有著這樣的解讀和闡釋：“蘇東坡從官場的事務里提純有益的救世思想，從世俗生活中淬就生活真味，從歷史的積淀中托舉映照未來的靈智水光”，從而構成了一條鮮花與荊棘叢生、榮耀與失落并存、才識與膽氣共構的人生之路。作者的這番理解和闡釋，無疑是對蘇軾所富有的思想和精神氣象為貼切的注解。
在《文曲星下凡》《野性之狂》《超然臺》等篇章里，作者分別敘寫了蘇軾在宋代科舉考試中一舉及第的歷史往事，以及青壯時代所具有的狂野與超然的性格特點。《文曲星下凡》主要追述了蘇軾在京城汴梁參加科舉考試，并高中第二名進士的一段有趣往事。宋代嘉祐元年的秋天，蘇軾父子一行三人同時參加了當年由禮部主持的科舉考試，主考官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他在閱卷過程中，看到一份標題為《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考卷，深為文章中對遠古和上古歷史一番縱橫捭闔的精彩論述，以及表現出的說理透徹、語言流暢、文風平實的魅力所傾倒，認為它是一篇難得一見的優秀文章。由于卷子處于密封狀態，蓋住了考生的名字，不知道何許人也，他猜測最有可能是自己的得意門生曾鞏，于是為了避嫌，他將這份卷子取為第二名。放榜之后，歐陽修方才知曉該文的作者竟然是蘇軾。顯而易見，作者對這段有趣往事的詳細敘述，目的在于揭示蘇軾在年輕時代便具有卓爾不群的創作才華。相與比較，《野性之狂》和《超然臺》這兩篇文章，突出表現了蘇軾青壯時期的性格特點。前者先是對闖入者這個概念進行了形象詮釋，然后重點描寫了作為闖入者的蘇氏父子，對北宋政壇與文壇的雙向進入，認為這是一種帶有野性性格的進入，而這種野性性格的生成源自于眉山的田間地頭、岷江一往無前的氣勢和蘇家幾代人形成的自由發展理念；后者以蘇軾在密州任職期間揮就的《超然臺記》為審視對象，通過對這篇文章隱含的思想意蘊的深入分析和探究，揭示了蘇軾身上所具有的兩種性格——熱忱介入現實又清心寡欲、超然物外的性格。
《“烏臺”與鴉翅》一文，是對蘇軾遭遇“烏臺詩案”及其整個生死過程的描寫。稍有文學史常識的讀者都知道，烏臺詩案是導致蘇軾人生逆轉的一個重要事件，并由此開啟了他幾起幾落、跌宕起伏的人生，作者自然不會忽視對這一事件的密切關注和藝術表達，不過與以往的作者相比，更注重對其中細枝末節的描繪。在這篇文章里，作者首先解釋了何為烏臺，接著又概要描繪了北宋時期復雜的社會和政治局面：自始至終存在著新黨與舊黨間的激烈爭斗。由于蘇軾既對新黨沒有半點興趣，也對舊黨沒有絲毫奉承，政治態度忽左忽右、搖擺不定，再加之他恃才傲物的一貫作風，由此招來眾人的嫉恨，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舒亶等人一直苦心收集蘇軾的犯罪證據，終于在《湖州謝上表》《靈璧張氏園亭記》等詩文里找到，一場文字獄大幕也就此拉開，蘇軾先是被貶湖北黃州，接著又貶至廣東惠州，最后再貶到海南儋州，這真是對其顛沛流離的中年人生和孤獨寂寥的晚年生活的現實寫照。本書的最后一文為《遍地都是蘇東坡》，它以一個民間傳說作為開篇，說眉山城里有一座彭老山，在蘇軾誕生那天，山上的草木在一夜之間全部枯死。蘇軾去世，山上的草木又在一夜之間全部返青。很顯然，作者試圖借助對這個民間傳說的敘寫，凸顯蘇軾與家鄉的草木之間達成的生命默契，揭示了人的生命與物的生命在本質上的相通。
作者蔣藍以詞典形式，即通過對一個個詞條的形象詮釋，來展開對蘇軾藝術形象的重構，的確顯示出了某種程度的新意。我們無須諱言，它無疑是對一種審美表達方式的借用，或者說是對前南斯拉夫作家帕維奇開創的詞典體小說藝術形式的沿襲。如此看來，要對中國或世界的歷史文化名流進行富有現代意義的重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這也正是希望的所在，帶著這樣的希望，才會煥發出無窮無盡的創造活力。
（作者系西南財大天府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