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杰
周末煮早飯，上小學的女兒拽著我的衣角撒嬌：“爸爸說話不算話,我要吃紅薯小米粥。”我這才猛然想起，忙亂間竟忘了霜降后出紅薯的約定——這幾十株紅薯苗，還是清明離鄉時，母親特意讓弟弟打包好，反復叮囑我帶進城的。
午后，我和妻子扛著工具，來到市郊租種的小菜園。秋陽暖融融地灑在地里，經霜后的紅薯秧依舊墨綠蔥蘢，透著勃勃生機。我俯身割去藤蔓，一耙子刨下去，順勢一撬，一窩胖乎乎的紅心紅薯便帶著泥土的濕氣滾了出來。女兒興奮地蹦跳著，拎起最大的一塊朝我們比心，那洋溢著歡喜的小臉，讓我不由得想起了被薯香浸潤的童年。
老輩人常說：“紅薯過立冬，不出只可扔。”紅薯不經霜不甜，可冬天氣溫太低又易凍傷，霜降至立冬間，正是出紅薯的最佳時節。那時，宛東平原上的青紗帳早已收割殆盡，剛種的冬小麥嫩得近乎隱形，唯有紅薯秧的蒼翠點綴著曠野，一縷縷薯香漫過田壟，讓清貧的農家日子多了幾分滋味。
每到這個時候，故鄉的村莊便被紅薯相關的農事填得滿滿當當，熱鬧非凡。出紅薯是頭等大事，提前幾天割去秧子，既讓田地曬干好勞作，也能讓紅薯積攢更多糖分。小塊地靠人力一耙一刨，費力卻踏實；大塊地就用黃牛拉著鐵鏵翻壟，我們這些半大孩子便緊隨其后，光著腳丫在田里奔跑，把翻出來的紅薯扒攏成堆。松軟的泥土蹭著腳趾，涼絲絲、麻癢癢的，像有小魚在啃啄，額頭上的熱汗順著臉頰滑落，卻絲毫不覺得累。累了就隨手撿一個紅薯，用秧子擦去泥土，衣襟一抹便大口啃起來，脆甜的汁水充盈齒間，疲憊瞬間消散。
紅薯拉回家，還要細細分揀。有磕碰的紅薯，母親會用特制的推刀切成薄片，攤在田埂上晾曬。經日曬風吹，紅薯片變得干脆香甜，既是釀酒的好原料，也是熬粥的靈魂——紅薯干煮進小米湯、糝子湯里，那股面香混著醇香，是刻在記憶里的味道。
完好的紅薯要存進紅薯窖，能吃到來年春天，是人畜都愛的口糧。紅薯窖是大人們在村口土質堅實的地方挖的，口小肚大，深約兩三米，幾乎每家都有一口。下窖前，我和弟弟像“摸金校尉”似的，先把帶防風罩的煤油燈放進籮筐墜到窖底，見燈火不滅，便知氧氣充足。父親拋下井繩，我們抓著繩子探身縮頭，雙腳一蹬窖壁，一下就滑到了窖底。父母在上面把紅薯一筐筐墜下來，我們在下面整齊碼好，還得在中間留個通風的窩。最后，我奮力托舉弟弟，他鷂子翻身出窖后，再拉我上去，父親總笑著夸：“這倆小子，心齊能干，真中！”窖藏時，母親會特意挑幾個黃皮黃心或紅皮紅心的大紅薯，放在顯眼處，等表皮滲出糖稀，洗凈蒸透，剛出鍋的紅薯金黃金黃，輕輕一碰就破皮流蜜，香醇甘甜的滋味，能甜到心坎里。
冬日里，紅薯最精彩的“變形記”當屬做粉條。村里的六爺是十里八鄉有名的粉條匠，冬天總蹲在墻角曬太陽，可一到下粉條時，便像換了個人——刮凈胡子，洗凈雙手，穿上白褂戴口罩，神情莊重得很。他說，心誠手凈，粉條才純正。紅薯洗凈后擦成薯漿，用紗布過濾沉淀，倒掉上層酸水，就能得到潔白細膩的濕淀粉，曬干后便成了堅硬的干淀粉。
下粉條是核心技藝，六爺先把大鍋水燒開，取少量干粉用沸水打芡，再與剩余干粉反復揉按，直到面團光滑柔韌。他拽一塊面團放進漏瓢，目光瞬間變得專注，緊握拳頭有節奏地捶打、抖動，雪白的粉線便鉆進沸水，濃郁的薯香隨水汽升騰。眨眼間，粉線浮上水面，變成金黃透亮的濕粉條，撈出放進冷水缸濾水后，掛在竹竿上定型、風干。那段日子，一排排粉條像白色瀑布在風中飄蕩，成了村里獨有的風景。無論是大肉燉粉條的醇厚，還是白菜豆腐燉粉條的清爽，故鄉的手工粉條總帶著勁道嫩滑的口感，鮮香馥郁，回味悠長。
如今，故鄉的紅薯依舊年復一年地種植，機械化收割省時省力，機制粉條也備受青睞。鄉下人的生活早已富足，孩子們的娛樂方式五花八門，沒人再把紅薯當救急糧，也少見人力出紅薯、下窖、做手工粉條的場景了。故鄉在變好，可那些童年的快樂，卻再也回不去了。但我始終懷念那薯香為伴的時光，眷戀那份未被物化的純真。正是這流金歲月里的薯香，讓清貧的童年活色生香，讓綿綿鄉愁釀成醇厚老酒，在心靈深處氤氳不散，讓步入中年的我愈發珍視生命的本真與生活的原味。
編輯：譚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