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鴻

　　人間四月，我跨越千里，從故鄉奔赴南粵。此番遠行，既為飽覽嶺南春色，更想走進文化巨匠梁啟超的故里，探尋這位近代思想巨擘的精神之源。

　　午后的陽光斜斜灑落，我駐足于梁啟超故居的青磚小院。斑駁的光影里，仿佛看見扎著清朝小辮的少年，正趴在廊下矮凳上，專注臨摹《說文解字》——那是少年梁啟超求學的身影，跨越百年時光，與眼前的故居重疊。

　　1873年，梁啟超出生于廣東新會茶坑村。四歲啟蒙，六歲能詩，十二歲中秀才，這般早慧絕非偶然。夏夜的涼風中，祖父搖著蒲扇講述愛國故事；破曉的微光里，父親的戒尺督促他背誦詩書，錯一字便要受罰。但這位私塾先生更懂得“蒙以養正”的真諦，常帶著幼子登上凌云塔，指著蜿蜒江水說：“學問如這江水，既要深且廣，更要流向大海。”母親趙氏則以溫柔的言傳身教，在油燈下縫補衣衫時，講述二十四孝的故事。剛柔并濟的家教，如春雨潤物，滋養著少年梁啟超的心靈。

　　1898年，25歲的梁啟超帶著故鄉賦予的文化底蘊，投身“戊戌變法”的浪潮。他與康有為攜手，倡導君主立憲、廢科舉、興學堂。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仍筆耕不輟，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傳播啟蒙思想，提出影響深遠的“新民說”。辛亥革命后，他雖曾任職北洋政府，晚年卻回歸學術，在清華園里教書育人。他寫下的《少年中國說》，至今仍激勵著無數中華兒女為民族復興而奮斗。

　　穿過故居長廊，廂房內陳列的梁氏子女成就展令人震撼。梁思成測繪古建筑的角尺、梁思禮計算火箭軌道的草稿紙，無聲訴說著家學的傳承。而那一封封泛黃家書，更是藏著教育的智慧。400多封家書中，梁啟超諄諄教誨：“學問是生活的手段，不是目的”“做人要有幾分呆氣，方能成得事業”。正是這樣的家風，孕育出“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話。

　　在教育理念上，梁啟超始終強調：“人生沒樂趣，要來何用？”他鼓勵子女從生活中培養興趣，與梁思成共賞碑帖，和梁思順談詩論賦，帶幼子仰望星空；他倡導“勞作即是快樂”，讓孩子參與家務，體驗質樸生活。抗戰時期，梁家子女在西南聯大穿補丁衣、食糙米飯，卻毫無怨言。這種平等、開放的教育方式，在“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家訓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反觀當下，多少家長清晨即起，驅車送孩子輾轉于補習班、奧數班與鋼琴課之間。沉重的書包壓彎了少年的脊梁，焦慮的氛圍籠罩著無數家庭。這般急功近利的“耕耘”，真能換來理想的“收獲”嗎？過度的壓力，甚至讓一些孩子陷入抑郁的深淵。

　　參觀結束，我久久佇立在故居前。梁氏家族的成就或許難以復刻，但他們的教育智慧值得借鑒：少一些“必須優秀”的苛責，多一份“靜待花開”的從容。真正的教育，是用愛與智慧守護孩子的本真，讓他們在自由探索中成長。最好的家風，從不是名校光環的堆砌，而是父母與孩子共同成長時，那份溫暖而堅定的力量，是精神與愛的代代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