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是民族記憶的物質載體，是文明延續的鮮活見證。它不僅連接過去與未來，也深刻映照一個國家的文化理念與治理能力。近年來，隨著文化自信的增強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讓文化遺產重新煥發時代光彩”成為社會共識。然而，在活化利用熱潮之中，一些地方卻出現了文化遺產“景區化”“娛樂化”“仿古造”等亂象。在堅持保護第一的原則下，文化遺產“合理利用”究竟邊界何在？責任歸屬何方？這些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回答好的時代課題。

　　文化遺產“合理利用”的內涵與誤區

　　所謂“合理利用”，并非簡單的資源開發，而是一種基于文化遺產特性之上的公共性轉化過程。合理利用既要維護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與延續性，又要兼顧其教育、審美與社會功能，在價值表達與現實轉化之間找到平衡。

　　現實中，一些地方卻存在誤區。首先是工具化傾向。一些地方將文化遺產視作經濟增長的“流量入口”，忽視其文化屬性與精神內涵，把文物古跡簡化為“打卡背景”或“招商平臺”。如部分仿古街區在商業邏輯主導下被盲目重建。其次是美學重構過度。以“修復”“展示”為名進行的非本真化操作屢見不鮮。一些“翻新”行為實質上是對原貌的重塑和替代，破壞了文化遺產的歷史真實性。再次是文化表達失真。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娛樂化，原有的文化語境和價值體系被解構。

　　林林總總的亂象背后反映出一個共性問題，即在文化遺產合理利用過程中，如何協調“保護邏輯”與“市場邏輯”、“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傳承功能”與“使用功能”的張力。這種張力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治理理念與價值選擇的問題。

　　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制度邏輯

　　文化遺產合理利用，是政府、社會、市場與公眾之間多元參與、協同治理的復合性過程。合理利用之“合理”，重點在于符合法律與專業規范，也在于需體現出治理中權責匹配、機制完備、利益協調的制度設計邏輯。

　　作為公共文化資源的主要監管者，政府在文化遺產的界定、保護、管理與利用中負有不可替代的職責。從當前實踐來看，一些地方政府仍存在“重開發輕保護”“重招商輕文化”的政績導向問題，甚至出現盲目招商、低價出讓遺產空間使用權的現象。因此，必須完善行政審批、規劃控制、遺產評估等前置制度，建立完善“不可使用、限制使用、適度使用”的差異化分級利用清單。

　　公眾與社區是文化遺產最基本的權益主體與實踐主體。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城市建設，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記得住鄉愁’，就要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保留中華文化基因。”在部分地區，文化遺產原屬地居民面臨搬遷、空間剝奪、參與缺失等問題，導致文化遺產從“生活場所”變為“他者展品”，公共性與歸屬感嚴重弱化。推動文化遺產合理利用，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在地社區的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鼓勵通過自治組織、議事平臺、志愿機制等形式實現“由下而上”的協商治理。

　　此外，在合理制度安排下，社會資本可通過文創開發、文化演藝、研學旅游等形式參與文化遺產活化，但其前提是尊重文化原貌、維護遺產本體、服務公共利益。

　　總體而言，制度治理的目標不在于尋找“最優主體”，而在于推動多元主體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中形成價值共識、行為合力與制度協同。

　　價值導向與文明傳承的倫理自覺

　　文化遺產所承載的，不只是建筑材料、技藝形式或習俗圖景，還有一個民族對待自身文化的態度與方式。推動文化遺產的合理利用，必須在制度治理之外，確立一套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倫理自覺。

　　首先，文化遺產合理利用必須堅持歷史真實性與文化完整性原則。真實性不僅是國際公認的文化遺產保護核心原則，也是文化記憶持續性的基石。合理利用不能以“展示效果”為理由修改原貌，更不能以“觀賞體驗”為借口重構文化空間。

　　其次，文化遺產的公共性應優先于其經濟性。從文化倫理視角出發，文化遺產的首要屬性是全體人民共享的精神資源，是世代傳承的文化公產，而非局部資本的獲利工具。在活化利用過程中，應始終堅持開發不能以犧牲文化多樣性、歷史完整性為代價。

　　再次，文化遺產的合理利用應體現對在地社區的尊重與回應。許多文化遺產本身就源自特定人群的日常生活與文化實踐，其價值離不開原生語境與社會互動。一些所謂的“活化項目”將空間“景區化”，實質上造成了文化關系的斷裂與情感聯系的剝離。真正有倫理底色的文化利用，應鼓勵在地化的共建共享，賦予原生群體在保護、解說、展示、經營中的話語權。

　　最后，文化遺產的合理利用應建立在文化尊重與代際責任之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不僅屬于我們這一代人，也屬于子孫萬代。”當代人的每一個使用行為，既是文化再生產的環節，也是歷史責任的體現。能否抵擋住“快銷化”“流量化”的誘惑，能否讓文化遺產成為文明延續而非文化裝飾，這不僅是能力問題，更是使命問題。

　　共筑文化遺產傳承保護新輝煌

　　合理利用不是一種妥協，而是一種智慧；不是對文化遺產“能不能用”的判斷，而是“怎么用”“為何用”的系統考量。

　　為正確處理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我們應當秉持如下共識：文化遺產不能只是供人觀賞的“文化表皮”，更應成為社會治理體系中承載歷史責任、凝聚精神共識、支撐價值信仰的文化核心。在政策層面，要進一步細化“合理利用”的規范標準與審批機制，強化文化遺產影響評估制度，提升制度執行的可操作性。在實踐層面，應推動“社會共治、科技賦能、文化引領”的三位一體治理格局，讓更多主體通過合理渠道、有序方式參與到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共享中。在價值層面，更要構建基于文化尊重、文明責任與代際倫理的價值體系，為文化遺產的合理利用注入持久的精神動能。

　　只有在尊重文化遺產本真價值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讓文化遺產“活”得長久、“用”得正當、“傳”得有力，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煥發生機與活力。

　　（作者駱紅旭，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編輯：郭成